“江深漢廣浪滔滔，平疇曠野長堤繞”，祝總斌先生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曾提到這兩句漢口廣雅中學的校歌歌詞，當年我讀到就莫名激動，記得還跟祝先生提起、背誦。先生去世的消息傳來，我的第一反應竟然就是這兩句歌詞，一如晉人陸機《歎逝賦》所雲：“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悟。雖不悟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
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學生授課的祝總斌先生現在想起來，我和祝先生最早的直接接觸，就是四十多年前做本科畢業論文。我們那屆中國史專業有四十個同學畢業，祝總斌先生負責指導了我們四個即陳蘇鎮、冷鵬飛、彭永城和我的論文撰寫。我選的論文題目是《試論北齊之亡》，當時自己熱情還很高，以統治者內部鮮卑和漢人爭鬥為主線寫了將近兩萬字；寫到最後覺得應該提出點兒自己的看法，就把在世界史課上聽到的“羅馬帝國是被蠻族殺掉的”觀點拿來對北齊滅於北周牽強附會解釋一番。祝先生認真看了我的論文，很多地方用紅鉛筆劃線進行批註，有一次還專門到宿舍來和我討論。我記得祝先生先問我：經濟文化發達的政權為什麼反而被落後的消滅呢？問得我一臉茫然，我其實只討論了北齊內部問題，並沒有研究北周，談兩者關係完全是套用世界史課上的說法。祝先生見此就提示我，是不是北齊內部鮮、漢兩強相爭變弱了，而北周則正好相反？這下讓我頓開茅塞，知道自己讀書還是太少了。畢業論文在祝先生的悉心指導下得以完成通過，我內心十分感激。辦完畢業手續，我特地到林學院（現北京林業大學）家屬院祝先生家裏去跟他告別。我告訴祝先生我因“邊疆生源哪來哪去”政策被分配回新疆，很可能要回克拉瑪依油田工作，祝先生說：“你是做文字工作的啊！要是那裏用不上，我們以後需要時可以借調你。”這句話為我失落的心情帶來了很大的安慰。我回新疆爭取調配到了社科院中亞所工作。單位在烏魯木齊，我妻女在油田礦區，單位仍然不能為我解決兩地分居問題，理由是省會已經是百萬人口的大城市，要接家落戶，我本人至少要有中級職稱，那就需要研究生學歷，否則遙遙無期。於是，次年北大歷史系張廣達老師帶研究生來新疆考察時，我就提出想考他的研究生。張老師那時一直和王永興先生一起招研究生，“隋唐西北史地”是一個新的研究方向，而且當時北大歷史系研究生招生名額相對緊張，所謂“僧多粥少”。祝總斌先生那時已經擔任歷史系副主任，負責研究生招生工作。張老師知道我跟祝先生比較熟，就建議我直接向祝先生寫信反映自己的情況，向他求助。沒想到祝先生很快就給我回信（當時新疆北京間信件往返最快也是十天到半個月，由此可知祝先生是接信即複），對我的處境表示同情和安慰，也解釋了系裏招生工作的困難，最後說：“張廣達老師就在新疆，你跟他講，他如果提出招生，系裏會尊重他的意願。”於是，在老師們的關懷下，我在新疆工作兩年以後，又考研究生於1984年秋回到北大繼續學習。
研究生讀了兩年，張廣達老師認為我的選題有進一步拓展的價值，建議我轉為直接攻讀博士學位。轉直攻只考外語（筆試、聽、說三場），但必須導師之外另請專家簽名推薦。張老師說，你跟祝總斌先生熟，還是去請祝先生推薦吧。祝先生當時從歷史系副主任退下來，又擔任了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記得我拿著推薦表格去找他時，他正在二院二樓過道盡頭的古代史教研室開會。他在門口聽我說明來意，接過表格很高興地說：好，我願意為你做推薦，我指導過你大學畢業論文，你也算是我的學生，我推薦你正合適。真的非常感謝祝先生！於是，通過外語考試以後，我得以轉為直接攻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
博士課程學習中期，按規定必須進行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即博士課程考試）。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北大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的內容是考《資治通鑒》，這是鄧廣銘先生定下的規矩。我的資格考試是1987年9月在北大二院大108會議室舉行。考試由鄧先生主持，祝總斌先生和我的導師參加。記得鄧先生的問題是“評‘三武一宗’滅佛”，祝先生的問題是“比較南北朝南北士族的不同發展”，張老師的問題是“從武德七年令看府兵制的演變”(後二題原題都較長，大意如此)，還有一道選做題記不清了。我按提問順序盡自己所能進行回答。實際上，我對祝先生提的問題感到最沒有把握，因為那時候我對士族演生的歷史進程和社會特點很少關注，更不用說南北士族的不同發展了，只能硬著頭皮東拉西扯敷衍搪塞。記得當時祝先生不斷地提示啟發我，無奈我實在是缺乏瞭解，只好用“《資治通鑒》沒有記載”來掩飾自己的無知。最後，祝先生仍然耐心地教導我：《資治通鑒》雖然沒有這樣記載，但研究者可以通過搜集史料進行分析發現這些問題（大意如此）。這些都鞭策我還要更加努力學習。現在回想起來，當年那場資格考試之所以能夠通過，除了鄧先生的厚愛之外，其實也和敬愛的祝先生包容、諒解、提攜分不開。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國家經濟困難，社會上興起“下海”潮。北大卻逆流而上，於1992年成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並於次年創辦《國學研究》集刊，“旨在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中文系袁行霈教授兼任研究中心主任、《國學研究》主編，提倡“守正出新”，發表扎實、厚重又有新意和創見的學術文章。《國學研究》編委最初都是北大人文學科的著名學者，祝總斌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據我所知，《國學研究》每期用稿均經編輯部遴選，分送具體編委（有時是兩位）審閱並寫出書面意見，主編通審，然後召開編委會審查，對稿件逐篇討論。討論中，袁先生常常會特別徵求專業相關編委的意見；所有的稿件都帶到了會場，編委們可以就討論的問題查考原稿；有時候甚至為了文章的題目反復斟酌（參拙文《獎掖後進 嘉惠來學——袁行霈先生二、三事》，收在《雙清集——恭祝袁行霈先生八秩華誕文集》，中華書局2016年4月版，51-55頁）。記得祝先生曾兩次拿稿件諮詢我的意見，文章的問題主要是羅列了材料，介紹了有關學術資訊，卻沒有作者自己的研究認識。這實際就是要求研究者發掘史料價值，突破學術現狀進行創新，如鄧廣銘先生經常強調的，“合格的史學工作者對史料要有穿透力”，而不能僅僅羅列史料、資料（參拙文《回憶鄧廣銘先生》，收在《仰止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450-458頁）。鑒於不同領域學術發展不平衡，這兩篇文章仍然都發表了，我自己由此也受到一次嚴肅的學術規範教育。祝先生任編委期間，還讓我審過一篇涉及納西族文化的歷史考證，這篇文章被編委會採用發表在《國學研究》第五卷。後來祝先生退休，承蒙他老人家抬愛，推薦我忝列《國學研究》編委會備員。我曾以為，祝先生的推薦很可能是對我文字工作的肯定和信任（參拙著《邊塞內外：王小甫學術文存》自序），現在看來並不完全如此。回憶往事，我只想說，如果北大老師在教學和學術研究工作中都能學習祝先生的嚴肅嚴謹、深入細緻、一絲不苟、精益求精，北大人文學科的教學科研水準和教學品質一定能夠更上層樓。
《國學研究》創刊號我擔任《國學研究》編委，也曾因審稿問題向祝先生請教，祝先生總是認真負責地答疑解惑，或對學術背景等情況進行分析。有一次我名下的博士研究生預答辯，論文主題是有關中古中外法制史比較，我對此領域不熟，就專門請祝先生來為他主持並指導。這位學生和多數剛剛預流的學人一樣，提交的論文稿近四十萬字，除了研究文獻綜述之外，主要是把搜集到的有關材料按撰寫大綱進行梳理羅列，所以基本就是一份資料長編。文稿分量大，我覺得給祝先生增加了麻煩，但祝先生並沒有推辭。我印象中那場預答辯就在中古史中心報告廳舉行，主要是聽祝先生進行指導，指出論文存在的問題。他老人家一針見血地指出：關鍵是你要利用這些材料解決什麼問題，要經過研究分析提出自己的認識和看法；材料使用以說明問題為目的，無需堆砌。我這裏回憶的字句未必準確，但可信基本精神是符合祝先生一貫的學術主張和治學理路。我自己也是按這種理解來指導幫助學生修改論文寫作的。祝先生的學術著作《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印象中好像也有兩種版本）、《材不材齋文集——祝總斌學術研究論文集》（上編：中國古代史研究；下編：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研究）和《材不材齋史學叢稿》都曾送給我，可是限於專業方向，我只能“法其意”而已，沒能系統深入地研究拜讀。我印象較深的是他講都督中外諸軍事及其性質、作用的文章，還有《正確認識和評價八股文取士制度》《唐初宰相制度變化原因試探》等。看了陳蘇鎮在他回憶文章後面列舉的祝先生的論文目錄，有些也比較眼熟，因為我畢竟主要是研究中國史尤其是古代政治史，而且還多年在北大歷史系擔任中國古代史（隋唐-明清）基礎課和隋唐五代史專題等課程教學，祝先生的那些相關論文肯定是要參考閱讀的。具體說不准了，不敢虛報冒領。但有一篇回憶文章肯定是讀過的，裏面說到祝先生到北大圖書館借王鳴盛《蛾術編》，一個老館員告訴他“蛾”字念“蟻”，祝先生感到很受教益。先生把這事記下來，我感到也很受教益。
後來跟祝先生見面的機會就比較少了。聽說祝先生退休後有一段時間鍛煉身體，經常去爬香山。可是有一次遇到師母跟著他在校園裏轉，問起來說是膝蓋有些受傷，記得當時他告訴我：人一生膝蓋半月板的磨損是有一定次數的，過度用力就會增加磨損，老年人適度的鍛煉方法還是慢走散步，過猶不及。我覺得這好像也反映祝先生的一種生活態度。記得一個夏日在北大東門外他住的中關園社區門口相遇，問他暑假是否去外地旅遊，祝先生淡淡地調侃說：別人都到咱這兒來旅遊參觀，咱不就等於到了旅遊勝地了嘛，一動不如一靜。現在想起來，我最後一次見祝先生還是他能自己單獨行走的時候：那是一個冬天，時值新年前夕，上午，我去校內辦事路過百年講堂門前空曠的廣場，天寒地凍，我突然看出左前方對面踽踽獨行抱著書報走過來的正是祝總斌先生。我連忙迎上去，一握手冰冷，立即蹲下身去，抓起先生的雙手放在我的臉前，不斷地用嘴往他手上哈氣……唉，先生晚年我沒能多去看望他，沒能幫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沒能對他的恩情給以任何報答，回想起來非常慚愧！
記得鄧廣銘先生去世後，我曾對小南說：覺得鄧先生並沒有離開，他就站在前面不走了，等著我過去見他，和他在一起。現在祝先生去世，我也是同樣的感覺，覺得先生還是那麼生動、親切，也是就在前邊站著不走了，等著我向前去和他站在一起。這也許就是人們常說的前輩們“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吧！
最後，回憶懷念我所接觸瞭解的祝總斌先生，覺得先生的為人非常質樸純正，行跡非常簡潔明晰，其實可以上諡號旌表。鄙人檢查《史記》標點本後附《諡法解》，感到以下諡號都適合先生：一德不懈曰簡，心能制義曰度，名實不爽曰質。先生文質彬彬，名曰總斌，褒以美諡，則盡善盡美。善諡亦可兼號，供先生門弟子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