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的近代轉型》以政治與學術雙向視角，集中梳理、論述西學東漸下，作為傳統中國價值主體的儒學的困境和轉型，探究新時代儒學的發展和未來。作者對近代以來儒學發展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康有為、章太炎、錢穆、張申府、馮友蘭等）及其思想主張進行分析：從制度和心性討論儒學的整體形態發展，從經學與哲學的關係討論儒學學科化的困境與出路，從中西文化的衝突與融合探索儒學對世道人心和社會秩序的意義和作用，從儒學學科化制度下思考擺脫儒學困境的可能……涵蓋儒學近代轉型的重要領域。
“國學熱”：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
國學思潮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文化自覺”問題。文化自覺就是對自身文化傳統的價值的自我認知。按照費孝通先生的理解：“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時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很顯然，文化自覺是我們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礎上的新的創造，不是復古，也不是依傍。由此他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文化方法論，既肯定自身文化傳統，也能欣賞和吸收別的文化形態的文化觀念。
謝地坤文章最著力處就是對“國學熱”和“文化自覺”問題的探討。文章最具啟發性的闡述就在於他對於近代以來的文化衝突與全球化時代文化多元性與普遍性問題的深刻認識，這的確是反思“國學熱”所必須具備的視野。謝地坤認為：“文化自覺是我們民族覺醒的表現，反映了中國先進知識份子看到自身文化的不足與流弊，自覺地對之加以批判和改造，使之能夠趕上時代的步伐，適應時代的需要。”無論是新文化運動的宣導者，還是國學大師“都是批判地繼承中西文明的成果，走出了不同文化互相交流、相互融通的道路，使得這個時期的中西文化達到前所未有的會通融合”。但是這樣的論斷也需要做進一步的“追究”。近代以來所呈現的各種形式的中西文化比較，大多是基於拯救處於危亡中的中華民族的動機。在器物和制度層面的改革歸於失敗的時候，一部分人將中國落後的原因歸結為觀念層面的缺失，矛頭直指中國的文化傳統。比如陳獨秀和胡適等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認為中國文化導致了中國的專制政治體制和對於個人自由的否定，中國人注重綜合和演繹的思維方式阻礙了中國近代科學的發展。為了使中國走上獨立和富強的道路，就必須與自己的文化傳統告別，按胡適的說法，就是要“充分世界化”。這樣的激烈的反傳統思潮，雖理不必然，但亦情有可原，是一個特定時期人們對於文明的危機狀態的“過激反應”，很難稱得上是真正的“文化自覺”。文化自覺有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文化自信”，即相信自身的文化傳統有吸收和容納世界先進文化的能力。新文化運動的宣導者和梁啟超、陳寅恪等國學大師，雖然都是批判地繼承中西文化的成果，但是他們有一個根本的不同，即國學大師們存有對於自身文化的“同情和敬意”，試圖通過文化的自省進行“創造性的轉化”， 而不是對文化傳統採取棄之如敝履的簡單否定的辦法。
國學思潮本身就是在西方文化衝擊下的一種反應，因此，國學思潮在憂慮國家和民族的困境之時，從來不是簡單地對自己的文化傳統進行毫無批判的反思；國學家們在呼籲人們珍惜民族文化傳統的時候，對文化傳統中的負面因素也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晚清國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鄧實在《國學真論》中就提出要區分國學和君學，他把那些只知道維護君主統治、忽視國計民生學斥之為“君學”，他說，“自秦漢以來，一君學之天下而已，無所謂國，無所謂一國之學”，“知有國則其所學者，上上千載，洞流索源，考郡國之利病，哀民生之憔悴，發憤著書，以救萬世。其言不為一時，其學不為一人，是謂真儒之學”。國粹派的視野已經不再局限於儒、道、墨、法這些內容，雖然並非一定出於主動，但他們已經意識到，融會東西，乃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唯一道路。國粹派的重要人物許守微將國粹看作是精神之學，歐化看作是形質之學，結論是國粹和歐化並非互相排斥，所以他專門著文強調“國粹無阻於歐化”，“國粹也者，助歐化而愈彰，非敵歐化以自防”。雖然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張之洞等提出的“中體西用”論的影響，將歐化視為形質之學、國粹視為精神之學也有偏頗之處。但是，有一點卻可以由此得出，即國粹派並非要“復古”，而是強調在“歐化”的同時，看到自身文化的長處。
值得注意的是，在國粹派看來，判斷一種文化能否稱得上“粹”的前提，所依據的標準不是該文化發源於哪一個國家，而是是否“適宜”這個國家。這就是說，即使這種思想並非出自本土，只要適合中國，那麼也可以稱之為“國粹”；反之，即使是在中國形成發展起來的思想傳統，只要不適宜於中國，也就不能稱之為“國粹”。黃節說：“是故本我國之所有，而適宜焉者，國粹也。取外國之宜於我國，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國粹也。”
晚清國粹派已具有相當的開放胸懷，那麼，21世紀的“國學熱”當然更是一種在全球化和文化多樣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覺。在2008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的“國學研究論壇”上，新世紀國學熱的重要推動者紀寶成就主張要“使今天的國學成為一個開放的文化體系，充分汲取和借鑒世界尤其是歐美近現代文化的精華部分，給國學注入新的生機，昇華新的境界；不斷開拓視野，注重東西文化比較，在世界文明發展的大格局中進行定位，不張揚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追求在世界文化多樣化的背景下，既各美其美，也美人之美”。固然，“國學熱”中也出現了一些極端的主張，比如一些人將國學意識形態化，或將國學商業化，但是並不能據此就否定國學研究，否定國學對於發展當代中國文化的意義，而是“要大力提倡和支持承接中華文化慧命，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的新國學”。
從人類發展的歷史來看，世界上不同地區和國家的人民創造了多種多樣的文明，這些文明因為不同的緣由產生碰撞、融合、發展，然後形成新的文明。但是，文化發展的終點絕不可能是萬流歸一的一花獨放、一元獨大，必然會是百花爭豔的各美其美。曾經因為經濟的落後、社會的凋敝，一部分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飛速發展，中國人又重拾民族自信。無論是文化虛無主義還是文化封閉主義，這兩種傾向都是需要我們反思的。正確的做法是樹立文化自信，處理好文化普遍性和本土性的辯證關係。
正如謝地坤研究員所言，當下中國人遇到的環境、信仰、社會公平正義等問題“不只是中國獨有的，在世界上有一定普遍性”，“我們不能因為強調某一民族文化的獨特性而否定世界文明的普遍性，也不能因為強調世界文明的普遍性而否定各個民族文化的獨特性”。然而，這個看似辯證的描述仍然值得反省：當我們說普遍性的時候，事實上並不存在一個與特殊性相對的普遍性，也就是說普遍性是存在於特殊性之中的。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需要警惕的是那些偽裝成普遍主義的特殊主義，也就是說某一些特殊的文化或價值，通過經濟實力、強大的傳媒，甚至是武力，將自己的獨特的價值觀念“包裝”成一種普遍性文化或價值，並以此來消解或貶低別的文化。這一點，在當今世界表現得十分明顯。西方文化近代以來一直以“世界文明”自居，而將許多民族的文化貶低為“前現代”的，這樣就將多元文明之間的關係轉化為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間的關係。而發生在當今中國的國學思潮，從某種意義上，正是從反思這樣的文化觀念出發來重建中國文化的信心的。
人類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面對巨大的挑戰，不同的文明正基於各自的視角提出各自迎接挑戰的方式，只有各民族基於自身的文化資源，發揮自身文化的創造性，才可能為人類自身的持續發展提供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所出現的“國學熱”，可以被理解為與探索中國式的發展道路密切相關。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礎上的文化自覺，正是這次“國學熱”的最重要的特徵，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次“國學熱”正是謝地坤研究員所提倡的文化批判主義精神的體現，因為它不但對中國的文化傳統採取了批判繼承的態度，而且對外來文化和不合理的世界文化秩序也持有既肯定又批判的立場。
“國學熱”在當下中國還處於表面虛熱的狀態，無論是功夫扎實的古代文獻研究還是精深的思想流派研究，都還有很多艱巨的工作要做。而要融會中西、熔鑄新的中國精神更是任重道遠，更遑論對世界文明的發展提供精神資源了。在這樣的使命下，對於“國學熱”，一方面我們應該警惕防止其滑向錯誤的方向，另一方面要肯定其積極的作用，使其對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