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概論講義》為王國維所撰精到的經學入門教材，《觀堂集林》《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皆未收，今人始據“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國文科”民國間鉛印本收入觀堂文集、全集等。關於其撰著時間及背景，學界存在爭議。
觀堂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日（農曆上年十二月十九日）致羅振玉函雲：“昨屆中學畢業之期，姬君留維共談，言及明年開辦預科，經學教授極難其選，堅囑維擔任此事。維亦微聞姬君有虧累，將來節簡經費必自不要者始，而印書之事終不能開辦 ……因有此請，遂亟允之。”（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十五卷）羅繼祖據此推測：“觀堂既在廣倉講經學，不可能沒有講義，我認為觀堂編的那本《經學概論》就是給廣倉作為講授教材使用的。這本書 ……是商務印的一本函授教材。我總懷疑它本是廣倉的教材而由商務排印的。”（羅繼祖：《〈觀堂書劄〉三跋》，羅繼祖主編：《王國維之死》）陳鴻祥認同羅說，然未細審此函作年，將所謂“預科”，誤斷為“從一九一八年春起開設”（實為一九一九年）（陳鴻祥：《王國維與“倉聖明智大學”及其〈經學概論〉——〈王國維新傳〉片斷》）。隨後，學界多綜合二人之說，認為《經學概論講義》乃觀堂一九一八年在上海哈同花園倉聖明智大學講授經學時所編教材。
當然，也有少數學者提出異議。如袁英光、劉寅生《王國維年譜長編（1877—1927）》將此著系於一九二五年九月，徐雁平《王國維〈經學概論講義〉小考》斷定其撰寫和出版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之後。前者未說明依據，後者據商務國文科開班時間和觀堂應聘清華國學院開設經學方面課程的時間綜合推斷。一九二五年四月，國文科正式開班。同年同月十八日，觀堂攜眷屬遷居清華園之西院。九月八日，清華國學研究院舉行第一次教務會議，觀堂、梁啟超、趙元任三教授和講師李濟到會，主任吳宓主持會議，會上公佈了各教授普通演講（即所開課程）的講題與指導研究學科的範圍。觀堂任經史小學導師，普通演講講題有：古史新證，每週一小時；《尚書》，每週兩小時；《說文》練習，每週一小時。指導學生研究範圍有：《尚書》本經之比較研究（包含句法之比較、成語之比較、助詞之比較）。
徐氏的推斷看似理據充分，然筆者查閱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此書手稿後，又有新的發現。手稿為線裝無格本子，後面緊接著的是觀堂答復學生的一封信，據內容，知其即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上旬所作《致何之兼等》第一封信之底稿。其時觀堂任教於倉聖明智大學，兼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函授導師。應後者所請，觀堂為研究生擬出“《詩》《書》中成語之研究”等四個研究題目，何之兼等就此求教，觀堂作複（孫敦恒：《王國維年譜新編》）。而商務國文科講義的編纂，在一九二五年四月正式開班前後持續了約四五年的時間。開班前，即“特聘國學深湛者數人，先編講義，籌備一切”〔《商務印書館志略（民國十五年五月）》〕。早在一九二三年七月，高夢旦已向梁啟超約撰《讀書法講義》（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觀堂與商務業務往來甚早，僅檢《張元濟全集》第一卷《書信》，就可見最早者為一九二一年二月所寫。人們在本子上撰作，一般沿時序由前往後書寫。筆者就此諮詢中國國家圖書館館員，對方見告：此冊手稿還包含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前後撰著的一些內容。因此，此書極有可能是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上旬前後應商務約稿而作。考慮到篇幅頗短，僅三千餘字，且書名原作“經學淺說”，為在倉聖明智大學講授經學而編的可能不大，當是在教案或教材基礎上，按商務函授教材要求“量身定制”的。
稿本書名原題“經學淺說”，後將“淺說”二字圈刪，旁題“講義”。末多“讀經之次序”和“參考書”兩章，前者未完稿，僅“讀經之次序，自漢以來，以《易》《書》《詩》《禮》《春秋》為次，以時代之先後言之也”一句，“之次序”後衍“之次序”三字；後者列“朱子《四書集注》二十六卷”“皇侃《論語義疏》十卷”等十條，可能因為正文已提到了，故刊本刪去。第三章《尚書》章序“三”誤為“二”，與前面重複，隨後順誤。